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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5 10:16:43

  原标题:国外高校博士:学生不是导师家奴

  欧美高校,学生与导师的关系,只是建立在学业之上,除此之外,导师对学生不承担学术指导之外的任务,也没有利益纠葛。

▲杨宝德生前照片。 图/视觉中国▲杨宝德生前照片。 图/视觉中国

  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投河自杀,死在圣诞夜。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自杀系刑事案件。

  杨宝德死后,其女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杨宝德的悲剧源自“不堪博导周老师奴役”。媒体还原了诸多细节。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以上事项,也从杨宝德与导师的聊天信息得到印证。

  读博的杨宝德本应有不错的前途,但转头成空,他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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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宝德之死跟导师有没有关系,还有待权威调查。但他身上体现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公私不分的关系,却已引起很多反思。

  也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

  我的某个学长,上研究生时家境比较贫困,导师在学术上的指导之外,对其生活也比较照料。但另一方面,导师要求他住在导师家里,替导师照顾孩子。他不仅要给孩子做饭,还要负责接送上学。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半年。现在博士毕业已做了硕导的他,每每提及此事,仍耿耿于怀,认为当初导师对其压迫太深,并表示,以后绝不会对学生这样做。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杨宝德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它们分布于高校、研究所等机构中。只是一些人的反应没有杨宝德这么强烈。

  “控诉”导师公私不分的帖子,社交网站上还有不少。借北航陈小武性侵与杨宝德自杀,更多被压迫的学生晒出了自己的遭遇。

  有人被导师拉去做打扫卫生,而事后连口水也没喝上;有人被导师安排陪其父亲看病;更有甚者,还有人称,一大早被生产不久的导师叫醒,竟然是拿着婴儿的粪便去化验……

  社交网站上类似的吐槽还有很多,它们共同指向的是,导师对学生私人领域的侵犯,而且当成理所当然。

  行文至此,想到一个问题,国内博士求学中遇到这种问题,在国外高校读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图片来源:@追寻杨宝德新▲图片来源:@追寻杨宝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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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沸腾君分别采访了三位在美国、澳洲、欧洲读过书的博士(后),看看他们与导师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并希望借此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

  聂辉华(哈佛大学博士后):“干私活绝对不可能”

  我导师不会让学生打扫卫生或陪他看病,绝对不会。

  话要分两方面说。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因为需要做实验,买实验设备,某种程度上导师是学生的雇主,导师给学生发钱,联系比较紧密。但这种关系,仅限于工作与学术。

  人文科学,以我所从事的经济学为例,在美国主流大学,硕士生在入学时,有一个导师组,其中一个主导师,一到两个副导师。硕士生一入门不是到某一个导师名下,而是他们共同带领,只有考上博士,才有一个固定导师。这减少了学生与单个导师的直接接触。

  但学生给导师干私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学业跟家业是分开的,导师与学生的交集,职业是职业,生活是生活。国外有开party的传统,但导师即便在家里开party,也只是正常的社交行为。

  当然,中国有其特殊性,因为中国一直有师徒传统,不可能避免师徒私生活的交集。但我觉安得,这种交集,要有两个前提:第一,学生给导师做家务事,导师要付钱,且不能过于低于市场价;第二,让学生干私活一定要有度,不能无限制。

  黄典林(澳洲麦考瑞大学博士):“我从来没去过导师家里”

  在澳洲,绝大多数情况下,导师与学生是专业关系、职业关系,导师的私事不可能让学生做,学生也不可能答应去做。

  所以,学生的个人生活与导师的个人生活几乎是没有交集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职业伦理。

  我的导师不可能提西安交大周某那样的要求,这既不道德,也有违职业伦理。所以,导师绝对不可能让孩子为他做家务、带孩子。

  就我来说,我从来没去过导师家里,吃饭也是在餐馆,他的个人生活我完全不知道。而我也不会跟他聊个人生活,因为主动谈起个人家庭、生活很不礼貌。即便是他主动跟你讲,也有个边界。

  即便老师开party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交行为,而不可能让你介入他的私生活。

  布鲁塞尔大学某匿名博士:“我的导师比较冷漠”

  我是双学位培养的,在国内有导师,在国外也有导师。国外的导师基本上只关心学术,对学生生活上的事基本上不关心。他不会问我,我也不会求他关心。

  国外导师一般比较冷漠,他只关心工作。国内的导师还比较好,会关心我的生活。国外导师只会公事公办,对学术负责。但国内导师的关心会过度。

  在国外上学,男女同学也会经常一起聚餐讨论论文,但导师一般不参与。

▲图片来源:@追寻杨宝德新▲图片来源:@追寻杨宝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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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我们采访的三个国外博士(后),应该代表了国外博士(候选人)与导师的关系状况。可以看见,在国外,导师与学生公私极为分明,不会发生导师让学生干私活的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中,家业不分是传统,一些手艺的习得,徒弟需要住在导师家里才能学到。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也延伸到了大学师生的授业关系。

  在欧美高校,学业与生活,一码归一码。学生与导师的关系,只是建立在学业之上,除此之外,导师对学生不承担学术指导之外的任务,也没有利益纠葛。

  另外,聂辉华在采访中提到一点,国内导师让学生干私活、做家务,也与高校行政服务缺陷有关。

  在美国主流高校,教授一般会配有行政助理,助理帮助教授订票、报销,安排约见。

  而我们的高校,很少有这样的制度设计,导师顺理成章将私人事务托付给学生做。

  杨宝德的悲剧,或许有个体因素,但由此引发的高校导师过度介入学生私生活,也值得更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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