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5 09:57:56
原标题：专访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要防止对社会阶层流动的阻碍
当我们日复一日被农民工去留、中产阶层安全感、企业家精神等问题耗费流量和脑力的时候，不论是否经意，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迁。
李培林 东方IC 资料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北京日报撰文，详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迁中，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这篇题为《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的文章中，李培林分析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
具体来说，这些变化包括：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
文章最后，他总结道，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形成我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二，加快了我国的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李培林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企业组织和社会政策。
3月12日，李培林在京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对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作进一步阐释。
对于农民工问题，他指出，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政府当然会有所投入，但是地方政府要看到，现行趋势下，需要把这些人留在城市。只有吸引外来移民到当地，各种产业才能够形成。这不光是地方政府该如何照顾农民工的问题，这也是自身利益。
“我们国家城镇化再发展，也不可能没有农民，要通过乡村振兴使乡村多业并举，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应体现在城乡一体化和逆城镇化，是促进乡村的复兴而不是乡村的凋敝。”
他认为，中产阶层的焦虑感可能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这些人急于在社会变化中拥有更好的前景，但又感到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把握，不能解读成是社会普遍的焦虑。
李培林还谈到，相比其他一些结构已经非常稳定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流动率还是很高。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社会阶层已经固化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是确实要防止对阶层流动的阻碍。
“正常发展的进步的社会，应该每个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教育平等机会、凭借努力，也就是后致因素，而不是先赋因素，来决定自己一辈子的道路和命运。”他说。
能否留住普通劳动力涉及城镇自身利益
澎湃新闻：你在文章中提到农民工已经是工人队伍的新生力量。哪些可以算作进入工人队伍的农民工？
李培林：这次全国两会上也有代表提出，农民工称号是不是过时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工人了。农民工这个说法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有城乡户籍的划分。
这些人基本上是指那些已经完全从事非农产业，无论是三产还是二产，但还是农业户口的人。一般来讲，农民工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非农劳动，可能在假期或者农忙的时候回去帮一点忙，但和兼业农民是有区别的。兼业农民的劳动时间主要还是务农，虽然也打点零工、散工，但不属于农民工。
这个群体现在非常庞大，2.82亿，可以说是工人队伍的主力了，特别是在制造业建筑业等方面承担着支撑作用。应该说，中国这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和他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在学术上叫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是说他们用较低的工资，让企业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
当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劳动力供大于求，农民工都是排着队找工作，企业要挑来选去，而且还可能压低工资待遇。2012年，农民工的数量规模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农民工的总数和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就开始下降了。
现在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大概减少400多万，造成了“结构性短缺”，还不能说是总量短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出现破产、倒闭、停工的情况，但招工还是很难。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劳动力平均工资还在上涨。
澎湃新闻：结构性短缺，涉及到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的背景吗？
李培林：是，这是和我们的过去相比，但对比发达国家，中国人口的优势依然存在。
要继续保持这种优势，要再创人口红利的话，就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在数量下降的时候，能够增加劳动力的单位产出。从事一般的建筑业，搬个砖、扛个麻袋，和干技术工作，产出是不一样的。增加劳动力单位产出的过程也是我们产业升级换代的一个过程。
澎湃新闻：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你认为管理者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认识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新生力量的这种变化，应该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对待？
李培林：这一点政府已经呼吁很长时间了，这两年总的来说速度在加快。
我们现在讲的城镇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像农民工，他们在城镇工作和就业半年以上，就成为了常住人口，所以按常住人口来计算的城镇化率要高于户籍城镇化率。过去这个差距可能有十个以上的百分点，现在差距在缩小。
但是要推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不太容易，首先地方政府的资金从哪里来？
比如说孩子的教育。我们现在教育是分片的，工资里边有一部分用于缴纳教育附加费，那有的地方政府会认为，你的教育附加费交在其他地方，不应该由我来负责你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看法。既然他在这里就业，为当地做出贡献，按照“义务教育法”，任何一个孩子政府都要提供同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
现在上学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过去很多农民工的子女都是在专办的一些民间学校，现在把这些人都纳入了公立学校。
但是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说看病，他的医疗保险有没有上？尽管我们有两险一金的基本要求，但也有监督不严、打黑工的现象。再比如住房，没有户口，在一些城市买房子也有问题。
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求“同工同待遇”，在真正的市民化过程中，政府当然要有一定的投入。
但是地方政府要看到，现在这个趋势下，需要把这些人留在城市。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抢人才，我想这种人口的趋势发展变化以后，有可能对于普通劳动力，各个地区也要想法留住。只有吸引外来移民到当地，各种产业才能够形成。这不光是地方政府该如何照顾农民工的问题，这也是自身利益。
我们国家城镇化再发展，也不可能没有农民，要通过乡村振兴使乡村多业并举，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应体现在城乡一体化和逆城镇化，是促进乡村的复兴而不是乡村的凋敝。
焦虑感部分来自对前景预期的不稳定
澎湃新闻：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一点，要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过去几年，中产阶层的焦虑感被讨论得非常多，一些分析认为中产阶层因为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而没有安全感，对于自身阶层的流动有一种担忧。你怎么看这种焦虑感，从何而来，要如何化解？
李培林：相比其他一些结构已经非常稳定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流动率还是很高的。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社会阶层已经固化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
我们衡量社会流动，一般就是看社会结构的传递机制是不是代际传递。所谓阶层固定，是说龙生龙凤生凤，父母是什么阶层你还是什么阶层。正常发展的进步的社会，应该每个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教育平等机会、凭借努力，也就是后致因素，而不是先赋因素，来决定自己一辈子的道路和命运。先赋因素则是指家庭背景、家庭经济地位、性别等，这些都是生来具有，没办法选择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确实处于大动荡当中，大家感觉到机会好像一拨一拨地出现，先是下海富了一拨人，然后炒股票、炒房产。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机会丧失了，要改变位置变得不太容易了。可能有从这个角度看待的原因。
另一个可能是，虽然现在的生活还不错，但是他对未来的消费的预期很不稳定。比如说房价上涨过快，以现在的工资水平一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平米，攒了几年积蓄还是买不了几平米。再比如子女教育，有的怕孩子考不上好大学就想送到海外，但海外的教育费用可能是这里的几十倍、上百倍。虽然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他对未来前景的预期越来越不稳定，好像不是自己能够把握的。
这确实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化的建设，来保证人民消费预期的稳定。为什么我们敢于搞信贷消费？那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你现在什么水平，我要保障这个水平能够延续，你才能还上钱。制度化的建设还是非常重要。
获得感也好，幸福感、安全感也好，都是一种主观感受。有时候客观水平和主观感受不是因果关系，不是说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获得感就肯定提高，它受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中国现在有一种阶层认同的普遍偏下。比如记者行业，客观指标应该是排在中上的，但如果让你在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级别中作出选择，你有极大的可能选的是中下。
为什么？当然这有客观原因，我们国家地域比较大，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
另一方面，媒体总是愿意报道一些首富、电影明星，无形中塑造了一个非常高的社会水准。过去社会相对封闭，大家在自己的社区里面生活，农民也不和外界接触，有句话叫“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生活很幸福，小富即安。现在有人出去上学了、有人出去打工了，带回来的都是广州的消息、北京的消息、上海的消息，一旦社会打开，人们的比较体系发生变化，他的认识和认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你说的这个焦虑感可能并不是存在于全部的中产阶层，可能集中在一部分人，这些人急于在社会变化中拥有更好的前景，但又感到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把握。不能把这个解读成是一个社会普遍的焦虑。
现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我们生产什么，公共产品和服务怎样供给，都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变化，这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企业家精神需要几代人来塑造
澎湃新闻：你在文章中指出，我国在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私营企业主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快速发展。你认为现在这些私营企业主是否包括了新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李培林：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过去的话语体系。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当时的设计就是大星星代表共产党，小星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进行这样的划分，在官方语言和法律语言里，几乎不再使用这两个词，这可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语。这些人可能自己也不愿意被这样称呼，因为他们可能对“资产阶级”这个词有一种心理上的抗拒。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把这部分人叫做私营企业经营者，或者把他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需要一批有创业精神的人，我们国家的产业需要这批人的支撑，从目前的从业和就业情况看，80%以上基本是由民营企业来支撑的。
当然这一代企业家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过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后从无到有形成的，没有代际传承，职业道德、社会责任需要重新建立。所以也偶尔会出现一些，被大家叫做土豪的，出言不逊、口无遮拦的等。最起码要有自我约束，要注意企业的形象。
企业家精神需要几代人来塑造。要塑造起一个企业家的声望、地位、社会影响，这个过程中需要表现出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发了财的都会回家，给家乡修个小桥，留下对家乡贡献的印记，但这个传统后来断了。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需要重新建立起来，富起来的人有责任帮助社会，帮助父老乡亲共同过上好日子。
澎湃新闻：你在结论中写道，4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流动，也基本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对于我们所担忧的阶层固化，是否是一种反论或修正？
李培林：我那篇文章很长，发表时只节选了前面一部分。文章想表达的是，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深刻变化，变化的主流还是走向社会进步的，但后面也提出了一些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比如说阶层固化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进入超稳定的社会，还在一个快速流动的过程中，很多制度还在完善之中，不是一个完全定型的结构，但是确实要防止对阶层流动的阻碍。
中国梦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每个人最大的梦是什么？就是能凭着个人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
你想想，这对于农村的孩子还是很难的，如果不通过上学、参军、考公务员，或者不通过嫁给城里人，还是很难改变命运。这需要我们消除城乡差别，让每个人都能实现梦想。
包括收入差距，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高。这不是说我们过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错的，那是当时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调动积极性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但是发展起来以后，收入差距就必须当作一个突出问题来加以解决。
当然这种解决不能完全靠政府，靠劫富济贫，还是要通过鼓励人民，让每个人能够有一个上升空间。政府要把这个机制建立好。
比如说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农村的孩子，初中、高中学习经历对他的命运决定作用很大。别看就是这么三年的高中学习，有和没有，未来发展空间的差异很大。所以教育对于人未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城市的孩子至少都上过高中，大学毛入学率都在60%以上，对于农村的孩子，最起码要让他们把高中完成，这能够改变很多孩子一生的命运。上三年高中才需要多少钱？那比城里人把子女送到美国去读大学省钱多了。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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